一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盖章认证的“硬通货”——能拿来还美元债，能当各国储备资产，能买遍全球任何大宗商品，欧美主流大行拿到人民币就能兑本币。另一边，它又是中国严管下的“不自由身”——境外热钱想进来炒作？门都没有。
这种“既国际化又不可操控”的状态，正在让华尔街那帮玩惯了的金融大鳄浑身难受。2025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冲到70.6万亿元，成为我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但诡异的是，国际炒家根本找不到下嘴的地方。
所谓“分裂”，并非人民币汇率本身的剧烈波动，而是它同时在扮演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在贸易结算的战场上，它越来越像一种稳定的“锚货币”，全球企业争相用它来对冲风险；
但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赌桌上，它又像一头难以驯服的“新物种”，既被视作避险资产，又被投机力量反复试探。
欧美银行的高级策略师们对此心情复杂——他们既渴望在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货币业务中分得一杯羹，又不得不面对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他们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货币分析模型，在人民币面前频频失灵。
2024年第四季度，一个关键转折点悄然降临。
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在2025年1月发布的数据，2024年全年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份额首次稳定在4.5%以上，12月单月更是冲上4.83%，连续四个月超越日元，稳居全球第四大活跃支付货币。
但在同一份报告里，一个细小的波动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人民币在跨境贸易金融领域的占比，从2023年的3.2%跃升至2024年底的6.8%，几乎翻了一倍。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企业在实实在在地用人民币做生意，而不是单纯用它来炒汇率。
真正让欧美银行神经紧绷的，是发生在2025年2月的一桩看似平常的交易。中东一家大型石油生产商向中国炼厂交付一批原油，双方在谈判中决定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总金额折合约12亿美元。
这笔交易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没有像往常那样经过新加坡或伦敦的美元清算系统，而是通过中国与阿联酋央行之间新升级的跨境支付安排，直接在上海清算所完成交割。
消息传出后的48小时内，伦敦、纽约多家投行的内部会议上，亚太货币策略团队被反复追问同一个问题：“人民币的跨境循环是不是已经开始闭环了？”
所谓“闭环”，指的是人民币从中国流出，在境外被用于购买商品、服务或金融资产，最终又以某种方式回流中国，形成自我循环。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民币的国际化更多体现为“单程票”——企业用人民币进口中国商品，拿到钱的境外商户往往更倾向于将人民币换成美元或欧元，因为持有人民币在境外缺乏优质的投资渠道。
但这一局面在过去一年发生了质变。
2024年6月，香港交易所正式推出“港元-人民币双柜台模式”的扩容版本，24只大型港股新增人民币交易柜台，日均成交额在半年内从不足5亿港元飙升至超过40亿港元。
2024年11月，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宣布首次发行人民币债券，规模达20亿元，用于其在中国境内项目的再融资。
这一系列事件串联起来，勾勒出一幅欧美银行始料未及的图景：人民币在境外的“沉淀池”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容。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人民币在金融市场的另一重性格——它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
2025年1月，在岸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连续三周保持在7.18至7.19的极窄区间，波动率降至历史低位，中国央行通过设定中间价的“过滤机制”向市场传递明确的维稳信号。
可在同期的离岸市场，人民币却经历了一轮超过800基点的双向波动，流动性收紧时隔夜拆借利率一度飙升至12%以上。
同一个货币，两个价格，两套逻辑——这构成了欧美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门最大的噩梦。
一家欧洲大型银行的新兴市场货币主管在2025年2月的行业闭门会上直言：“我们现在的策略是把人民币拆成三个产品来管理：在岸人民币是一个流动性管理工具，离岸人民币是一个波动率交易标的，而跨境贸易结算中使用的人民币，则更像是一个长期信贷产品。”
这种“分裂”的管理方式，恰恰印证了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它不再简单地被归类为“新兴市场货币”，却也远未达到“成熟国际货币”的标准。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2024年全年逐步推进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升级中。
中国人民银行在2024年9月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4）》中披露，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在2024年上半年的日均处理金额达到1.43万亿元，同比增长34%。
而更关键的是，CIPS的参与者结构发生了质变：直接参与者中，境外银行的数量首次超过中资银行海外分行，占比达到52%。这意味着，越来越多外资银行愿意将自己的跨境支付主干道搭在人民币系统上——这是一种用脚投票的信任。
欧美银行的“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
他们发现，自己在跨境支付、清算、托管等传统优势业务中的“管道”价值正在被稀释。过去，一家拉美企业想与中国做贸易，几乎绕不开某家欧美大行的美元清算通道。
如今，通过CIPS与巴西、阿根廷等国央行建立的本地清算对接机制，人民币可以从中国境内直接“空降”到拉美进口商的本地账户，中间不需要任何欧美银行作为中转站。
2024年12月，中国与巴西之间的人民币清算安排进一步优化后，两国企业间的贸易结算周期从平均5天缩短至2天以内，成本降低约三分之一。
但“爱”也同样真切。人民币业务的利润率在过去两年持续攀升。
以跨境贸易融资为例，由于人民币流动性在境外相对紧俏，境外人民币贸易融资利率普遍比同期限美元融资高出80至100个基点，而坏账率却远低于新兴市场货币的同类业务。
对于经历过高通胀、高利率洗礼的欧美银行而言，这几乎是“风险收益比最理想”的业务之一。
2024年财报季，汇丰、渣打等深耕亚洲市场的银行，其人民币相关业务收入同比增长均超过20%，成为横跨对公、投行、资管多个板块的“增长明星”。
2025年3月，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例行评估中，将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调整评估推迟至2026年，理由是“需要更多时间来观察人民币在金融交易中的使用深度”。
这一技术性推迟，意外地成为人民币“分裂”状态的最佳注脚——官方层面的国际货币地位稳步提升，市场层面的真实使用深度却呈现出结构性的不均衡。
欧美银行面对的这种“分裂”，本质上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一个必然阶段。它既不像某些乐观者描绘的那样“势如破竹”，也不像某些悲观者担心的那样“步履维艰”。
它更像是两个相互关联却又节奏不同的进程：一边是实体经济驱动的贸易结算、直接投资、跨境信贷，这些领域的增长扎实且持续；另一边是金融市场驱动的证券投资、外汇交易、衍生品套利，这些领域的开放与波动相伴相生。
结语
当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开始接受用人民币结算部分贸易，当一家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更愿意用人民币计价来锁定与中国客户的长期合同，当一家美国资产管理公司将人民币债券纳入其核心固收组合的基准指数......
这些变化串联起来，指向一个欧美银行不得不重新审视的现实：人民币正在用一套不同于美元、欧元当年崛起时的路径，重塑全球货币的版图。
它不再仅仅是中国的货币，而正在成为一种由全球实体经济参与者共同塑造的、具有多重性格的“世界货币”。
2025年春天的这个时刻，伦敦和纽约的交易员们依然在每个清晨同时打开两个屏幕——一个显示着上海外汇市场的人民币中间价，另一个追踪着离岸人民币的波动。他们抱怨着这种“分裂”给模型带来的挑战，却从未像现在这样，认真地学习如何与这个“新物种”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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